Naitō Konan / 内藤湖南

也許今天不少讀者並不了解,世界上最早將中國史學帶到現代大學中講授的是日本學者。當中就包括了日本歷史學界中國史研究巨匠、「京都學派」主要奠基人之一內藤湖南(1866—1934,原名內藤虎次郎)。

內藤湖南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展的中國史學研究,不但對於日本史學界而言具有史學學科的開創性意義,即開創了把歷史的編纂、評論視為研究對象的「史學史」,同時,為國際史學界,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史學界,提供了可資參照的史學研究典範。與同時代的許多日本知識分子一樣,他的中國史學研究從理論視野上,自覺地將東亞文化看作是一個獨立的文明世界,將包括了朝鮮、日本的東亞史看作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將自己的史學研究看作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

他獲得的研究成果體現在從中國歷史、中國史學史、日本文化史到目錄學、甲骨學、敦煌學、滿洲學等多個方面,其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率先提出的「唐宋變革論」。該假說以唐宋之間發生的巨大變化作為中國歷史上劃分「中古」與「近世」的分期理由,在二十世紀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日本史學界研究中國歷史問題的主要理論原則,並在二戰後被引介到美國,對於國際上的中國史學研究發揮著持續影響。「唐宋變革論」一度成為史學專家們無法迴避的論題,引發過相當激烈的辯論。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試圖指出發生在唐代與宋代之間的一場重大的政治制度變革,即作為中國「中古」時期主要特徵的多元的貴族(士族、門閥)統治制度,最終被單一的君主獨裁統治所替代,而後者則標誌著中國歷史在唐末與北宋之交進入了「近世」時期。在中古,君主必須是貴族階級的一員,而在近世,隨著貴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獲得了超越階級、凌駕臣民的無上地位。不過,同樣作為貴族政治衰落之結果的是平民地位的提升。他們獲得一定的社會自由與暢通的上升途徑,於是便成為支持君主獨裁統治的主要力量。內藤湖南認為,這股平民的力量不斷積蓄,推動中國歷史在清末通往共和制的前途。

與「唐宋變革論」相對應,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則指出,隨著中國政治體制上在唐宋時期向君主集權轉變,中國史書的編撰到了這個時期同樣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變革,即以北宋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為代表,從此,史書以君主為理想讀者、帶有帝王學性質。自唐代起,君主開始嘗試插手史官對於君主起居的記述,至宋代形成記述須首先呈交君主過目的慣例。而正史的編撰習慣也由一家著述改為多人分纂。修史原本作為家學而如今逐漸成了國家事業。中國的歷史編撰逐步喪失了以《史記》為典範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家精神。他寫道:

由於直至唐代都是貴族政治,所以史官也是即便僅限於一代為官,忠於職守之風仍然強盛;但是畢竟史學卻在逐漸衰敗,作為世襲、家學的史學已經不復存在,記史轉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的自由了,《起居注》也失去了意義,正確史料的形成在唐代已經失去了保障,史學成為了權力者擺佈的對象。這表明,在中國向君主專制政治轉變的同時,歷史著作也發生了變化,應該說是頗為耐人尋味的變化。(《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48-149.)

內藤湖南對於明、清兩代的史學史尤為關注,認為發展到清代,中國史學已經逐步獲得遵循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的現代史學的特質。在宋代,作為史學的輔助學的金石學、目錄學,以及本身並非史學而其成果卻有益於史學的辭學、策學,在這個時期有了重大進展,為清代步入成熟的歷史研究做了準備。而發生在明末,於史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轉變,即糾正了宋、明之間喜好掌故、採納野史的史學風氣,回歸野史不可信、須以正式歷史紀錄為根本的治學原則,成為注重事實和考據的清代史學的開端。他寫道:

掌故之學在明中葉以後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宋以後的一大歷史變化時期,此一變化傾向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所以說嘉靖至萬曆之間是史學史上的重要時期。(《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13.)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堪稱中國歷史研究的範式(paradigm),在他去世後七十年仍籠罩著日本史學界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紀末,一批日本歷史學家試圖以「歐亞史」的框架替代「東亞史」的框架,把歐亞草原上的各個遊牧民族的歷史引入了中國歷史研究,獲得了新的見解,推動了歷史研究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