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u Luming / 仇鹿鳴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指出了在唐末宋初發生的、由貴族政治向君主集權的轉換,標示著中國史由「中古」向「近世」的過渡。此立論的其中一個基礎便是「貴族政治」。內藤認為六朝到唐中葉是貴族政治的最盛時代,而跟隨其理論範式展開研究的日本學者關於六朝貴族的討論則大都認為魏晉之間的轉化是貴族社會得以成立之關鍵。(頁12-13.)由此可見,倘若無法將「貴族」的內涵闡述清楚,內藤理論範式將有變得模稜兩可、無的放矢的危險。

如果說對中古貴族制性質的認識關係到「唐宋變革論」及由此而來的中國史分期的成立與否,那麼,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庭網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專門針對魏晉嬗變時期的司馬氏家族所展開的力圖兼顧個案與全局的歷史研究,或許恰恰可以視作對於內藤假說的增補與檢證。

仇鹿鳴的這部著作以「魏晉之際」這個往往被歷史研究一帶而過的兩個短暫王朝之間的過渡時期作為歷史考察的跨度,把研究課題的焦點放在原本只是地方「大族」的河內司馬氏如何進入曹魏政治權力中心,其間以聯誼、婚姻、提攜、合縱等方式持續建立「家族網絡」,不斷為王朝嬗變創造決定性條件的過程,揭示出發生在這個特定歷史時期裡的政治權力運作機制與難以預測的家族命運。

這部著作堪稱中國史研究的新典範,不僅由於它在擇時與選題上眼光獨到,它所體現的青年學者難得的史家氣度,更因其帶有革新史學方法論的自覺。以下略述三點。

首先,這部著作對於陳寅恪先生以「關隴集團」為經典案例的「政治集團」理論範式,以及基於此理論範式展開的關於魏晉政權轉移的諸種研究,在肯定其貢獻的前提下給予了深刻的反思乃至批判,力圖對這種理論範式有所突破。

作者寫道:「但是隨著史學研究的進展,政治集團學說的不足之處也日益顯現,學界對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界定、邊界設置、下限延伸等問題皆有所質疑,而正是在這一辯論的過程中,大大推進了我們對北周隋唐之際歷史變遷的認識。如果我們沿著學界探討關隴集團概念的思路反觀魏晉之際政治史研究的現狀,可以發現運用政治集團學說所具有的利弊在這一段時間中也有充分的體現」。(頁7-8.)

他也提及內藤湖南關於當政的觀點作為參照:以支持某種政治主張為基礎凝聚成型的派系是在宋以後才出現的,之前則主要以血緣、姻親關係為基礎。

與陳寅恪範式不同,本書另闢蹊徑,圍繞著「家族網絡」而不是「政治集團」展開研究。而作者經過對「豪族」、「門閥」、「士族」、「世族」等多個概念內涵的考證,最後選擇了「大族」為本書使用概念。他於是帶有理論自覺地將「家族」放置於「歷史變化本身的脈絡」,「注重分析多種政治、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來討論魏晉之際這個複雜的變革時代。(頁9.)又說:「而將具體政治事件的考證與魏晉之際整個時代的宏觀把握相結合也是本書努力的一個目標」。(頁11.)

第二,作者的歷史觀可以說是一種「生成的史觀」,即將歷史看作是由多種因素在特定條件下聚合而成的、不可逆轉也不可重複的生成與演變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不能被化約成某種一般性的概念或者通過某種抽象的理論套路來統合。

作者的研究因此能夠帶著以下對歷史的見識:「但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過於明晰的歷史敘事往往會遮蔽掉很多演進過程中的複雜斷面,特別是對魏晉之際這一充滿動盪與變革的時代而言,我們在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時更需小心謹慎」。(頁8.)他引述陳寅恪先生曰:「其言論越有條理系統,則去古人學問之真愈遠」。(頁32.)這個道理跟精神分析中案主的陳述越順暢則越可能是幻想相同。

這種見識也同樣體現在日後他關於「藩鎮」的歷史研究中(見《長安與河北之間》):作為一般性的概念,「藩鎮」其實無法直接顯示出盛唐的藩鎮與晚唐的藩鎮各自差別顯著的運作方式。倘若僅以這個概念企圖統攝所有藩鎮的本質便會誤入歧途、言非所指。唯有以生成的史觀來處理,描繪不同藩鎮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獨特運作方式,才是合理做法。

第三,對歷史文獻作「症候式閱讀」。在綜述關於魏晉的基本史料之價值的時候,作者提出歷史研究者應該從歷史文獻未必可靠、前後牴牾的記載中「觀察一個政治、社會、文化各個方面都處於激烈動盪變革中的時代」。他寫道:「從某條不確切的政治謠言中可以窺見重大歷史變化中的社會心態,從某件張冠李戴的名士軼聞中又折射出那個時代對於某位名士的集體想像。對於當代史家而言,充滿著訛誤的豐富多彩往往要勝過單調的、程式化的『正確』敘事」。因此他認為不能放過「錯誤」、「不真實」的記載,相反應該對它們多下功夫。(頁23-24.)

 

仇鹿鳴另一部著作《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其中關於安史之亂時期唐朝廷對「貳臣」的寬鬆態度與帶彈性的處置手段,也可以作為「唐宋變革論」的側面例證。他總結道:

既往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唐宋之間士大夫文化變遷的學者,多將安史之亂視為重要的外界刺激,但藉助本章的考察,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一影響並不是即時性的,而是回溯性地。即在安史之亂平定前後,士大夫階層中依然籠罩著對「貳臣」的同情與回護,並無反躬自省的意識,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思想的風向才真正開始發生變化。

《長安與河北之間》,頁85.

自魏晉以來,士大夫皆是「先家後國」,這種「贵族風尚」一直延续到唐代,直到安史之亂瓦解了玄宗時代的官僚集團,之後士大夫文化上才為之一變。宋代之後,「忠」上升為規範士大夫行為的絕對道德律令,臣子以身殉國的事例才逐漸增多,失節成為關係到士人身前身後名的關鍵事項而遭後人品評。作者認為,「忠」這一觀念的強化,無疑為宋以後的君主集權奠定了基礎。與其說是基礎,或許更確切地說,「忠君」應該是宋以後君主集權政治結構在臣子身上產生的「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