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is de Tocqueville / 托克維爾

革命,還是不革命,這是一個問題。在後革命時期人們試圖反省革命歷史得失的時候,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尤為矚目地展現出來。近年來,在那些鼓吹「告別革命」者用以支持「不革命論」的理據中,常常會出現從《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摘錄的著名觀點,使這部出版於1856年的關於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從長期無人問津又一時間變得洛陽紙貴起來。它的作者就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

托克維爾通過親身查閱大量一手歷史文獻,從中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發現許多原以為源自大革命的觀念和情感,其實就根植在大革命前的舊社會當中。他根據歐洲歷史規律來分析法蘭西民族根本問題、總結法國歷史發展特殊規律,再結合國別史的比較研究(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於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原因與後續影響給出了重要洞見。經過這番研究,作者感歎大革命事業所成就的遠較人們所設想的要小。以下就是「不革命論」引述最多的托克維爾的其中一個主要觀點: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深入反思,致使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並未直接帶來新的、較以往更為進步的社會制度,相反,無論革命進行得如何劇烈、進步觀念怎樣被標榜,它在制度創新上的成就比人們預期的要少得多。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為專制的政府集中了全部權力,抹殺了以高昂代價換回來的個人自由。

在中國近代史上,常常被用來驗證托克維爾這番言論的就是從晚清改革與辛亥革命的那段歷史。藉助托克維爾的著述,「不革命論」宣稱傳統制度和舊的社會結構,如貴族階級、宗族社群、教會團體等,其實扮演了可以制約權力集中的重重屏障,倘若以革命橫掃這些屏障,則勢必造成中央集權和專制主義。「不革命論」植根於保守主義思想脈絡對傳統制度的維護,指出「新秩序只能從舊制度內部有序而穩定地生長出來,徹底摧毀舊秩序反而導致回歸到比舊制度更為落後的制度」。

出身沒落貴族的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確表達了對於舊的社會結構例如貴族制度的讚賞與維護。他總結的其中一條真理就是,那些長久無法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就是那些貴族制度已經不存在的社會。他寫道:

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以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

托克維爾的觀點盡管可以為保守主義所援引,然而他個人卻不是保皇黨,他的思想不能被簡單地化約成守舊派意識形態。托克維爾思想所表現出來的矛盾、複雜與多面性,實在是源自他的祖父馬勒澤布(Chrétien de Malesherbes,1721-1794)。一種不受黨派立場所綁架、不以個人利益為算計的公義,就體現在馬勒澤布法官生平的實際行動當中:他保護了啟蒙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編纂的百科全書書稿並支持其出版;在大革命的審判中,他自願站出來成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辯護律師,最終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台。托克維爾對於這種公義應是深有體悟。他曾說:「我是馬勒澤布的後裔,他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又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

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法國作家保爾·雅內(Paul Janet,1823-1899)在其1875年出版的著作《法國大革命的哲學》中這樣評價托克維爾:「托克維爾在某種意義上為革命辯護,在另一種意義上批判革命,但是他不同於革命的批評者或革命的擁護者通常對革命採取的行徑。他替革命申辯,證明革命並不像守舊派所說的那樣標新立異,因而也不是那樣荒誕不經……反過來,托克維爾力圖喚醒我們對革命的一種可能後果的憂慮,即新專制主義的確立」。顯然,托克維爾是力圖站在公義的位置上展開對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研究的,因此他的活生生的研究成果才不能被化約主義隨意裁剪與操縱。

要理解托克維爾,就必須理解他所秉持的崇高信念與公正立場,必須感受到托克維爾作為一位以自由為畢生追求的思想家所具備的熱烈情感。這種對自由的不懈探尋很早就體現在他對於民主制度的研究當中了。他的另一部經典名著,出版於1935年的《論美國的民主》,就通過記述自己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考察,旨在向法國人民展現一個方興未艾的民主的秩序。而民主的真正含義則是達至自由與平等的均衡狀態,致使個人與社群在民主的秩序下皆能實現其自身。其中,托克維爾認為,保障個人自由才是保障民主社會的關鍵,只有自由才能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絕不會誕生偉大的人民。他在書中寫下了如此激進的思想來反對人的墮落:「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的人,註定生而為奴」。

 

摘錄.

法國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帶著宗教革命的外表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頁24.)

十四世紀歐洲的社會、政治、行政、司法、經濟和文學制度所具有的相似性,比當今制度具有的相似性更大 …… 我的目的,不是要講述歐洲的舊政體如何逐漸削弱颓败;我只想指出,在十八世紀歐洲政體到處瀕臨崩潰。(頁28-29.)

儘管知識已普遍進步,可是離我們年代越近,土地賦稅清冊反倒變得模糊、雜亂無章、記載不全而且混亂不堪。看來市民社會轉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會墮入野蛮之時。(頁29.)

這些舊制度仿佛原封不動地倒塌在自己身上。…… 令人奇怪的是,由於它們更加衰落,它們的危害力越小,而它們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頁29-30.)

所有活着、動着、生產着的東西都來自新的根源;這一根源豈止是新的,而且是對立的。這個根源便是王權,但与中世纪王權毫無共通之處 …… 這便是國家行政機構,它建立在地方權力廢墟之上,向四面延伸;這便是日益取代貴族統治的官吏等級制度。(頁30.)

在英國…… 自十七世紀以來,封建制度已基本廢除,各個階級互相滲透,貴族階級已經消失,貴族政治已經開放,財富成為一種勢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賦稅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辯論公開。 …… 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經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在它內部僅僅保留著中世紀的某些遺跡,猶如供奉品。(頁31.)

十八世紀,人民已不再作為一個整體構成全體會議。全民大會差不多一直實行代議製。但是必須注意,全民大會不再經民眾選舉,不再聽取民眾意志。全民大會到處都由顯貴組成,其中有些人因其特殊身份而出席會議,另一些人則是有行會或團體所派,每個人都在這裏履行該特殊小社會賦予他的強制委託權。(頁58.)

幾乎所有那些曾經摧毀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自奧古斯都至今一向如此;他們自以為這樣便可將只有專制力量才能給予的種種便利與公眾認可的道德力量結合起來。(頁59.)

因此在十八世紀,各城市的政府便到處蛻化為小寡頭政治。…… 所有總督都指出這個弊病;但是他們想出的唯一良方只是使地方權力越來越隸屬於中央政府。(頁59.)

近代法學家使我們確信,自大革命以來行政法已取得了巨大進步 …… 確實,我們已將司法權逐出行政領域,舊制度將它留在這個領域是非常不妥當的;但是與此同時,正如人們所見,政府不斷介入司法的天然領域 …… 兩個時代之間,唯一實質性的區別在於: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專橫的手段才能庇護政府官員,而大革命以來,它已能合法地讓他們違犯法律。(頁68-69.)

社會飛躍發展,每時每刻都產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種新的需求,對中央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權力源泉,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滿足這些需求。 …… 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毀了君主制度這個龐大的體制;但它於1800年重新恢復。人們常說,這是在國家行政問題上的1789年那些原則在當時以及後來的勝利,其實恰恰相反,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部恢復實施,而且固定下來。…… 倘若中央集權制在大革命中沒有滅亡,那就意味著中央集權制本身是這場革命的開端和標誌;我還將進一步說,當人民在其內部摧毀貴族政治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權制。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制在這場革命所形成的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們心安理得地將中央集權制列為大革命的功績之一。(頁73-74.)

在十八世紀,法國中央政權尚未具有它後來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體;然而,由於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代理人。(頁81.)

當面對大革命之際,這個行將與王權一起傾覆的貴族階級,面對國王,尤其是國王的代理人,態度比即將推翻王權的第三等級還要激烈,言語更為自由。 …… 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以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他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復生;他可以重獲頭銜,但再也無法恢復前輩的心靈。(頁123.)

決不能根據對最高權力的服從程度去評價人們的卑劣:這樣就會應用一個錯誤的尺度。不管舊制度的人們怎樣屈服於國王意志,他們卻不接受這樣一種服從:他們不會由於某政權有用或者能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個不合法的或有爭議的、不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視的政權下,這種可恥的奴役形式對他們來說始終是陌生的。國王在他們心中激發起種種情感,以往世界上最專制的君主們都辦不到,大革命將這些情感從他們心中連根拔掉,所以我們也幾乎無法理解它。…… 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頁128-129.)

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 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頁152-153.)

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裏通常由政黨領袖佔有的位置。(頁154-155.)

經濟學派設想的那個龐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的任何政權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相同。…… 中世紀聞所未聞的這種名為民主專制制度的特殊專制形式,經濟學派已經熟悉。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幾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合法主宰,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在它頭上有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物,而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控制他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在法律上,他是聽命於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頁174-175.)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頁187.

正是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前者的熱情終於點燃並無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慾。(頁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