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 Schmitt / 卡爾・施米特

只有在因個人主義而導致解體的社會裡,審美創造的主體才能把精神中心轉移到自己身上,只有在市民階級的世界裡,個人才會變得在精神領域孤獨無助,使個人成為自己的參照點,讓自己承擔全部重負,而在過去,重負是按等級分配給社會秩序中職能不同的人。

——《政治的浪漫派》卡爾・施米特

 

在德意志末代皇帝威廉二世時期(1888-1918),出身下層中產階級、正統天主教家庭,自稱從血緣、傳統和法權上都是羅馬人的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與信奉新教的普魯士統治階層欠缺親緣性。而父親身為天主教中央黨黨員、三位伯父皆為神甫的家庭成員背景,始終自認為是被壓迫的少數派而世代捲入抵抗普魯士侵蝕的地方家族傳統,也令施米特的成長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派鬥爭的浸染,直到思想成熟時期依然以捍衛天主教原則為目標,並從宗派對立中形成根據敵友關係來看待政治問題、自己永遠擔任公開鬥爭中的少數派的基本觀點。

儘管作為天主教徒的青年施米特直接面對的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思潮試圖建立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來反對教權,是宗派主義、普魯士新教反教權主義、德國民族主義的圍困,但是他仍然可以在個人信仰與民族認同之間謀得平衡,力圖以獲得大學學位來改變社會地位,實現雄心壯志。求學時代的施米特以確認存在著高於國家法律規範的先驗道德規範的「新康德主義」,對立於當時佔據德國法學思想主流位置的、視法律為至高無上國家權力的產物,而將自然法理論的普遍主義及形而上學的先驗道德規范排除在經驗科學之外的「實證主義」。這時,施米特藉助新康德主義,調和自身同時作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矛盾,主張國家的絕對地位並非源於權力而是源於它與「更高的法」之間的關係。儘管他並未表達出赤裸裸的民族主義情緒,卻秉持流行的國家權威觀念,在此基礎上尋求個人事業發展。

在國家權威主義對抗個人自由主義的時代主題下,施米特認為國家並不在首要任務上必須維護個人自由,國家以內沒有任何個體擁有自主權。雖然施米特認同威廉德國官僚及學術機構的權威主義傾向,但是這個國家同時存在的新教反教權主義終究由於施米特的天主教出身而使他處處受到阻礙。他遵循當時流行的「非政治的教授」態度,不參加政黨、不對時事政治提出見解以求明哲保身。不過反對自由主義與唯物主義、堅持國家首要地位是他一貫立場,這個立場匯入德國「1914理念」對立於法國「1789理念」的時代思潮。雖然接近保守主義,他卻並沒有像同時代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那樣在戰爭中鼓吹民族優越論。在戰爭狀態下,施米特對於專政與例外狀態的思考已經為後來的憲法理論奠定基礎:問題的核心就在於維護國家安全,保全既有憲政秩序。為此,國家的道德目的不再重要,而必須於具體情形(危機)中處理國家如何貫徹其法律的問題。[於此,施米特多少接受了其對立思想即現代的實證主義的政治理論?或者說將其揚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面對1918年帝制終結、魏瑪共和國成立,面對代議制政治體制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打開門徑,使政權不斷受到多元政治勢力猛烈衝擊造成社會動盪的現實狀況,施米特思想發生了重要轉折。他放棄早年所持新康德主義和非政治立場,強調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提出維護秩序與穩定的有效解決方法。他寫作《政治的浪漫派》(1919),批判了反對上帝權威和普遍標準、追求個體在機緣中成就「自我」(Ich),卻在當下對社會時局無實際作為(每逢觸碰現實中緊迫的政治問題便立即止步)的德國浪漫主義「非政治的」、採取機會主義的政治傳統。針對德國社會由極左、極右勢力鬥爭引發的動亂事件,國際條約對德國主權的侵犯,以及俄國革命對於德國可能造成的體制破壞,施米特堅持不論政治體制如何改變都必須確保作為民族共同體的國家那至高無上的地位不被動搖,而為了確保國家地位,就必須在國家內部重新建立穩定秩序(哪怕新秩序並不理想也是現有條件下最優選擇),寫作了《論專政》(1921)和《政治的神學》(1922),反對列寧主義式的標榜人民意志以顛覆既有秩序、建立全新憲政而不在過渡期後自行消解的「主權專政」,主張必須維護國家既有秩序,為此主權者無需拘泥於平常狀態下的法律規範,可以在不破壞固有體制延續的前提下作出決斷,宣布例外狀態,採取特別舉措,以達至恢復固有體制運作之目的,這種保存既有體制的共和憲政手段可以稱為「委託專政」。因此,一部憲法最多只能指出誰將在例外狀態中行使主權者的權威(即決定例外狀態),而在法律執行上則須交給主權者因應具體情形來作出決斷;主權者對憲法的暫時懸置依然是處於法律框架下的。

在魏瑪時期(1918-1933),儘管施米特對共和國有所保留,批判現代議會制度,儘管大多數右翼學生只是根據自身反對民主實驗的意願來接受/誤讀他的思想,但是並不能因此就將他與敵視共和的極右翼勢力、反現代及鼓吹非理性的保守主義者混為一談。施米特的思想,他對魏瑪共和國現狀的反省,無疑是非常理性的,而他自己也有意識地和上述群體劃清界限。當時,議會制政體和政黨政治已經成了魏瑪共和國軟弱與動蕩的病根。在《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1923),施米特把他對於議會制度的批判、對未來政治改革的探求,放置在「自由主義精神的危機」這個宏觀思想史背景之上,指出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的現狀已經和源於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理想大相徑庭,議會制度最顯著的特點,即基於理性精神和表達自由的「公開討論」,已經由於如今所有決定都是通過政黨委員會或黨派聯盟以秘密方式達成而淪為一種空洞的例行公事,議會已經變成掩蓋政黨及既得利益集團統治的遮羞布,因此,19世紀發展起來的議會制已經失去其原來的基礎和意義。另一方面,源自無政府主義、非理性主義思想的「直接行動」理念,鼓吹個人直覺與大眾神話,敵視資產階級和平協商的政治形式,其對於政治的破壞力已經可以從俄國布爾什維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顯現出來(於後者尤甚)。在這樣的政治現實之下,議會制度更顯得岌岌可危,拘泥於「目前尚無替代方案」而無視議會政府之虛弱無力的議會主義理念已經不合時宜。為此,他不得不另闢蹊徑,展開了直面現實狀況的政治理論探索。

施米特於是在《政治的概念》(1927)提出了敵友論題:人並不是良善的,一切真正的政治理論都會將人預設為一種危險而又充滿活力的存在,因而在政治活動中,敵對狀態是基本特征。他寫道:「所有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朋友與敵人」。自由主義所理想的理性、中立或非敵對的狀態在真實的政治活動中並不存在,敵對的程度恰恰代表著政治性的程度。政治上的敵對是公共的敵對,即公敵,並不意味著個人的仇恨,即仇人。政治活動中並不存在永恆的敵對關係,關鍵在於聯盟或分裂、聯合或離散的劇烈程度。戰爭作為敵對關系的極端結果既不是政治的目的,也不是政治之必需。只有國家才具備戰爭法權,國家應該確保其內部的敵對關係不發展成武裝衝突。國家同樣具備權力宣佈任何嚴重威脅體制存續的團體,或者彼此之間正處於嚴重衝突、可能將國家推向內亂深淵的團體為國家公敵。一旦進入內戰狀態,國家將喪失具有決定性的政治統一體地位。當戰爭或內戰被消除,敵對關係被消除,政治也同樣被消除了。藉此敵友論題,施米特其實是在呼籲魏瑪政府為了自身體制的存續,必須彰顯德意志國家的力量,區分敵友,必要時介入與敵人的對抗,保護公民免受敵國侵害,保障國內的秩序、和平與穩定。

接下來是另一部重要著作《憲法學說》(1928)的出版。同年,他從波恩移居魏瑪的政治中心柏林,與那個時代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施萊歇爾)建立起緊密聯繫,以致力恢復政治穩定的信念,來面臨經濟蕭條、政黨鬥爭、一次接一次的政府癱瘓。直到魏瑪共和國終末(1929-1933),施米特堅持並發展了他的一貫觀點:批判議會主義並不意味主張取消議會,而是要為它奠定新的、不同於自由主義理想的精神基礎;極力維護憲法不可侵犯的權威,不輕易對其條款作出修訂,為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鋪路,不能僅僅教條地、從形式上地詮釋憲法,而應該以其訂立時的精神(政治決斷)為基礎,並且根據具體情況作出靈活詮釋;支持作為超越黨派紛爭的中立權力的總統,在例外狀態下根據實際情況,以不受限制的各種可能的必要措施,維護憲法,捍衛和駕馭現代國家機器,但其間議會將制衡總統權力。然而,在當時存在的懷疑總統制是為專制主義鋪路的情緒氛圍下,施米特的思想被誤解為對共和體制的破壞,卻同時也被右翼勢力當作反對共和、鼓吹獨裁專政的政治宣傳工具。

到了1931年,納粹黨在議會中採取任性拖延的策略,反對所有嚴肅的立法,發動無數關於規程秩序的無聊討論,以嘲弄喧嘩中止會議,迫使議會休會。政治動蕩與經濟蕭條,再加上納粹黨和共產黨的武裝組織在街頭廝殺,政府公信力不斷下降,人們懷疑其決斷的能力和維持公共秩序的能力,社會危機深重遠勝共和國成立之初。這時,施米特主張在維護現有政治體制的前提下,不迷信中立態度,不給予反憲法的敵對勢力「平等機會」以有利於其破壞體制或合法奪權。因為隨著反憲法黨派成為多數執政黨,其對權力的不斷攫取將產生「政治剩餘價值」,令其可以利用整個官僚體系強化自身優勢,屆時連法院也將變得無力制衡其政治操作。這些觀點在《合律性與合法性》(1932)集中體現,並且在一年後希特勒藉助施萊歇爾的政治判斷失誤——企圖組建非納粹卻又被希特勒所接受的右翼政府以制衡納粹最後失敗告終——成功奪權中獲得證明。此前,施米特雖然敵視國家社會主義,反對納粹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地位,卻對納粹的政治影響力判斷不足。而這個時期,施米特論著中並沒有任何反猶太主義的內容。他還曾參與最高法院關於普魯士邦進入緊急狀態的憲法訴訟,協助政府壓制納粹黨,並且由於自己多年堅持的觀點延伸到學術圈以外,在德國最高法院的庭審現場得到廣泛討論而感到勝利般的驕傲。這也標誌著他在魏瑪共和國的職業生涯達到頂峰。然而就在討論失效、敵我對立的政治氛圍下,施米特對實際政治的積極參與讓他的理論很難從純學術的角度被解讀,使這位專制政府的「御用法學家」在左翼和共和主義者眼中成了敵人。

《卡爾・施米特:德意志國家的理論家》的作者約瑟夫・W. 本德斯基認為,恰恰是施米特本人對於霍布斯思想的深切認同,即保護和服從的關係構成國家概念的核心,致使他在1933年得以從思想上完成了由反對納粹到與納粹勾結的影響其一生、同時也是令人震驚的重要轉變。諷刺的是,施米特的那些無法在魏瑪共和國達成的理論,反倒成了可以被納粹所利用和落實——儘管是一種歪曲的利用與落實——的政治理論工具。儘管沒過多久,自1936年起,他就遭到權力的遺棄和打壓,陷入困苦、焦慮的生存狀態,但施米特確確實實曾经担任过第三帝國的桂冠法學家,也曾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調整理論,提出「大空間」概念,發表反猶太主義言論——儘管種族問題從來就不是施米特思想的核心。這恰恰是他被黨衛軍和反對者抓住的把柄,無止無休地將他指認為機會主義者和叛逆者。在戰後審判中,施米特如此為自己辯解:「我喝了納粹病毒的水,但它並沒有讓我生病」,因而在被無罪釋放之後仍拒絕所謂「去納粹化」的必要性。而他在1958年為自己編訂作品集的時候,便完完全全排除了納粹時期的著述,似乎在以這種舉措向世人宣稱:倘若僅以施米特與納粹的勾結來判定其學術價值的話,便無法把握施米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