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現代語言學在20世紀初建立,其引發的「語言學轉向」深入影響了哲學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個世紀裡邊的發展。「語言」成了20世紀最為核心同時也是最為晦澀的哲學課題,而無論是歐陸哲學還是英美哲學其發展脈絡都被這個語言學轉向所決定。以至於我們可以說,20世紀是一個哲學隸屬於語言的世紀,同時也是一個哲學思考逃不出語言牢籠的世紀。因而如果真有一種所謂的「當代哲學」,它就必須首先回答:哲學思考如何能夠從20世紀的語言牢籠中脫離出來?尚盧・高達的3D電影《告別語言》有意無意間與當代哲學的問題意識相關聯:我們如何與一個「語言的世紀」告別?

人類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往往都是毀譽參半的。其巨大的影響力無論被視為正面亦或負面都同樣不可估量,人們對其讚譽或者詆毀的詮釋似乎同樣有效,以至於對他們的評價常常不可預測地反復顛倒,特別是在每次經歷了潮流變革,時過境遷之後。不可否認,弗洛伊德就是這樣的一位偉大人物。從他在世的時候起,就從來不乏圍繞著他的支持與反對的兩種極端聲音。二十世紀以來的西方學術界有人致力於「重新回到弗洛伊德」,也有人乾脆將他的精神分析理論視為歪理邪說、偽學問又或者欺世騙局。

「負建築」的「負」在日文是「負ける」,即「輸」和「失敗」的意思。隈研吾自嘲為「莫名其妙」、不太樂觀積極的書名一方面似乎對于現代建築表達了一種懷疑和調侃的意味,另一方面則體現了他寫作本書的主旨:以反面的、批判的視角來思考20世紀的現代建築發展。而如果放置在他自己的建築作品的語境中,「負建築」則可謂一種不那麼高高聳立、洋洋自得的建築模式,一種主動迴避現代建築法則、遊離于主流建築語言之外的,崇尚柔弱美學與自然和諧的建築模式。隈研吾于2002年完成的「長城下的公社——竹屋」恰好堪稱「負建築」的代表作。

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並未刻意在每一個時裝系列之間聯絡出個人化的、一貫的設計風格來力圖被世人銘記,而是讓每個系列本身成為當今時尚界的一個又一個不可重複的「事件」,讓這種不停攪亂和衝擊固有時裝圖式的創作理念和行事方式成為了麥昆獨一無二的個人表徵。如果我們不得不對他的設計歷程給予一番整體描述的話,那麼或許我們只能這樣說:麥昆的設計總是如同一道極光、一陣狂風、一股強力,摧垮了邊界,永遠衝擊著尚未被涉足、未被建制化的域外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