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已經五十多歲仍一文不名的加拿大英語文學教授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圍繞著由他率先提出的媒介問題所發表的引同代人側目的種種奇談怪論,在經過半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發展之後,是否已經被當今的現實狀況驗證為冠絕一時的偉大預言了呢?

許你已經讀過《荒野偵探》,讀過《地球上最後的夜晚》、《遙遠的星辰》或者《護身符》, 還沒有來得及讀或讀完《2666》,對於作者的詩歌創作尚不甚熟悉,但無論如何,只要接觸過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的作品,它們就已經從你所處的宇宙擴展出了謎一般的多個宇宙層次,甚至與你所處的宇宙共同構成一個別樣的宇宙整體。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在世紀之交為新世紀文學創作奠定分量的偉大小說家。

一個降生於地獄的人,對降生地自然不會氾濫著信任與溫情。這是理所當然。倘若人們難以接受安傑・祖瓦夫斯基(Andrzej Żuławski)驚世駭俗的電影聲畫,無法認同影片中的人形與文明和我們觀念中的人間是同一回事,那大概是由於人們尚不能站在祖瓦夫斯基的位置看待和理解人間,還不願承認,人間就是地獄。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出了他的著名洞見:大革命未必發生在政府對人民壓迫最深的時刻,相反,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難道托克維爾正是「不革命論」的理論家、保皇黨的同路人?然而也正是他寫下了如此激進的思想來反對人的墮落:「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的人,註定生而為奴」。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指出了在唐末宋初發生的、由貴族政治向君主集權的轉換,標示著中國史由「中古」向「近世」的過渡。此立論的其中一個基礎便是所謂的「貴族政治」。倘若無法將「貴族」的內涵闡述清楚,上述理論範式的效用將有所限制。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庭網絡》專門針對魏晉嬗變時期的司馬氏家族,展開了兼顧個案與全局的歷史研究,或許恰恰可以視作對於內藤假說的增補與檢證。

「唐宋變革論」是「京都學派」奠基人內藤湖南於1922年率先提出的假說,在他去世後七十年仍籠罩著日本史學界。與同時代的許多日本知識分子一樣,他的中國史學研究從理論視野上,自覺地將東亞文化看作是一個獨立的文明世界,將包括了朝鮮、日本的東亞史看作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將自己的史學研究看作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

似乎在每次發生科學革命的時候,人們認識世界的條件便發生了一次轉換。對此轉換應該如何作出理論描述呢?美國科學史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就試圖以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專門研究這個問題。

《不朽》(1990)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小說寫作技巧上,都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作品的一個高峰。我們將從「影像文化」和「姿態批評」兩個方面對這部小說展開文學的考掘,談談「不朽」,以及誕生於一個姿態的小說人物「阿涅絲」。

若松孝二的三部電影作品:《現代好色傳:慾望的季節》、《性賊》、《天使的恍惚》,它們都製作於上個世紀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正是日本社會運動邁向極端、即將步入衰退之際。藉助安藤史將的《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作為理解這個歷史時期的參考文獻,本文嘗試揭示一九六〇年代「新左運動」、「自我變革」思想下,日本年青人如何從「重新探尋日常生活方式」的浪潮走向狂熱、暴力與過量,走向左翼的失敗。

《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1979)是法國哲學家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在這份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大學委員會準備的關於發達國家在二十世紀末知識水平的專題報告中,利奧塔以「知識商品化」作為這個時期的顯著趨勢,描述了他稱之為「後現代」的當前狀態。

直至今天,我們對於「共同體」的思考的界限,昭示著我們時代的界限,或者說昭示著「我們時代的總地平線」。在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發表論文La communauté désœuvrée(1982)三十五年之後,「共同體」的失敗與毀壞仍舊成為我們當下所面臨的處境——如果這不意味著某種絕境的話。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不可言明的共通體》第二部分〈情人的共通體〉,通過解讀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記述的一則題為《死亡的疾病》的故事(récit),顯示了與我們通常想像中的情人世界大為迥異的所謂情人的共通體: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訂立了有償合約,讓後者在幾個夜晚前來陪伴他,只為了使他可以嘗試去愛。沒有纏綿情節,無法溝通,甚至無從建立起情感,由始至終蘊涵著死亡的意味,引用巴塔耶筆記中用過的說法:一個「無共通性者的共通體」。它不但不可言明,更註定要湮沒消散。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間,法國媒體文化理論家、社會學理論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著作曾一度在思想界炙手可熱。他更被稱為「後現代」的大祭司——祭奠消散的物質和死去的真實。他的「祝禱」給人一種錯覺,彷佛物質、真實、歷史事實,乃至所有對於現代社會而言根深蒂固的事物,都可以瞬間喪失掉存在質感,成為某些虛無縹緲的東西。

在當代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中時常出現「建構」這個詞,「一切都是建構出來的(everything is constructed)」仿佛成了最具解釋力的說法而適用於描述各個領域的問題。然而,「建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建構就是說所有東西都是憑空捏造,所以根本不存在堅實可靠的東西嗎?相反,諸如性器官、荷爾蒙、染色體這些似乎是最物質性的、被稱為「the materiality of sex」的東西,就是不能被建構的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卻指出,不僅是性別(gender),連物質性的性(sex)都是被建構出來的。然而她所說的「建構」恰恰與這個概念的流俗用法大行徑庭,指的是一種(對於sex的)物質化操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