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法國大革命催生的一切「新事物」都應該毫無保留地肯定與接受嗎?在1790年的愛爾蘭裔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眼中,法國大革命連同它的種種後果並不值得人們像一些英國意見領袖那樣魯莽地對其表達欣然的恭賀;大革命毋寧是一場對於人類文明與歷史影響深遠的災劫,反而亟待當時已暗含了將革命風潮帶到本土的許多條件的英國社會深切反省、引以為戒,應倡導有識之士協力杜絕大革命的火焰蔓延至英倫境內。早年曾熱烈支持美國獨立戰爭,長期反對英國王室特權,當時已屆遲暮之年並積累著終生政治經驗於一身的伯克,迫使他做出對法國大革命如此負面判斷的理由,顯然不是敵對者扣在他身上的「反對變革」、「維護威權」的反革命帽子能夠解釋清楚的。

俄羅斯「白銀時代」著名小說家與戲劇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Leonid Andreyev)在俄國革命時代研究法國大革命歷史,其思想也隨時代發生了深刻發展。不過,他與鼓吹民眾暴力革命的歷史唯物主義相距甚遠,反而在文學創作中試圖揭示,在階級或者別的什麼利益之外,能夠找到推動革命行動、控制人類意志的真正因素,揭示人類情感中「一團蒙昧野蠻的黑暗」,反省整體的、盲目冷酷的「人民意志」。他從不站在盲動的民眾當中,為此,有批評家認為安德烈耶夫對於革命的政治立場是反動的。但是這種「反動」作為作家自身關於俄國未來的不祥預感,關於革命歷史的沉痛思考,對人類精神探索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學價值與思想價值。

一戰之後,面對帝制終結、魏瑪共和國成立,代議制政治體制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打開門徑,政權不斷受到多元政治勢力猛烈衝擊造成社會動盪,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思想發生重要轉折。他放棄早年所持新康德主義和非政治立場,強調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提出維護秩序與穩定的有效解決方法。他寫作《政治的浪漫派》(1919)、《論專政》(1921)和《政治的神學》(1922),主張必須維護國家既有秩序。

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其中一項主要貢獻在於試圖以現象學方法為倫理學奠基。這項嘗試集中體現在他那部卷帙浩繁的代表作《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與質料的價值倫理學》(1913-1916)。本書最初發表於由胡塞爾指定舍勒擔任編輯的《哲學與現象學研究年刊》第一、二期,原來的副標題是:尤其關注伊曼努爾・康德的倫理學。

將心理學視為數學和邏輯學的基礎,這是瑞士心理學家、哲學家尚・皮亞傑(Jean Piaget)對於認識論的一項顛覆常識的重要貢獻。這裡,皮亞傑視為認識論基礎的心理學具備跨學科特質,並且不拘泥於實驗與實證而富有哲學思辨和歷史批判的品格。要理解皮亞傑的重要貢獻可以從一個根本問題啟程:邏輯和思維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皮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這位出身自法國邊緣省份、後來成為二十世紀晚期巴黎知識界核心,學術生涯融合了人類學、社會學與哲學的左翼思想家,現象學、沙特存在主義與結構主義的深刻批判者,以他自一九七〇年代初開始便致力開拓的實作理論,力圖調解主觀論與客觀論,社會與個人,結構與行動,回應著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中呼喚的,建立能夠將現實世界把握成具體的人類活動,即實作,而不僅僅是物或知覺的全新的唯物論。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已經五十多歲仍一文不名的加拿大英語文學教授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圍繞著由他率先提出的媒介問題所發表的引同代人側目的種種奇談怪論,在經過半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發展之後,是否已經被當今的現實狀況驗證為冠絕一時的偉大預言了呢?

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職業發展幾乎在每一個轉折點上都被阻塞,他的一切努力最後都化為苦澀而令人尷尬的失敗。他的形而上學、法學、政治哲學、美學,甚至他自己最為看重的「關於各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學」,在歐洲思想史中隨著他的逝世沒有留下可見的痕跡。直到十九世紀,漸趨高潮的德國浪漫主義運動才重新發現了維科。是什麼讓早已被世人遺忘的維科捲入這場文化劇變當中?

許你已經讀過《荒野偵探》,讀過《地球上最後的夜晚》、《遙遠的星辰》或者《護身符》, 還沒有來得及讀或讀完《2666》,對於作者的詩歌創作尚不甚熟悉,但無論如何,只要接觸過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的作品,它們就已經從你所處的宇宙擴展出了謎一般的多個宇宙層次,甚至與你所處的宇宙共同構成一個別樣的宇宙整體。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在世紀之交為新世紀文學創作奠定分量的偉大小說家。

一個降生於地獄的人,對降生地自然不會氾濫著信任與溫情。這是理所當然。倘若人們難以接受安傑・祖瓦夫斯基(Andrzej Żuławski)驚世駭俗的電影聲畫,無法認同影片中的人形與文明和我們觀念中的人間是同一回事,那大概是由於人們尚不能站在祖瓦夫斯基的位置看待和理解人間,還不願承認,人間就是地獄。

二十世紀德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主張:「對更美好生活的夢的放棄態度僅僅適用於蝸牛」。他認為,人天然地就是烏托邦生物,更以三卷五個部分、超過一千頁的皇皇巨著,向此刻身處黑暗的人們提出了「希望的原理」。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出了他的著名洞見:大革命未必發生在政府對人民壓迫最深的時刻,相反,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難道托克維爾正是「不革命論」的理論家、保皇黨的同路人?然而也正是他寫下了如此激進的思想來反對人的墮落:「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東西的人,註定生而為奴」。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指出了在唐末宋初發生的、由貴族政治向君主集權的轉換,標示著中國史由「中古」向「近世」的過渡。此立論的其中一個基礎便是所謂的「貴族政治」。倘若無法將「貴族」的內涵闡述清楚,上述理論範式的效用將有所限制。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庭網絡》專門針對魏晉嬗變時期的司馬氏家族,展開了兼顧個案與全局的歷史研究,或許恰恰可以視作對於內藤假說的增補與檢證。

「唐宋變革論」是「京都學派」奠基人內藤湖南於1922年率先提出的假說,在他去世後七十年仍籠罩著日本史學界。與同時代的許多日本知識分子一樣,他的中國史學研究從理論視野上,自覺地將東亞文化看作是一個獨立的文明世界,將包括了朝鮮、日本的東亞史看作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將自己的史學研究看作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